哀公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举直错诸枉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评析

亲君子，远小人，这是孔子一贯的主张。在选用人才的问题上仍是如此。荐举贤才、选贤用能，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宗法制度下的选官用吏，唯亲是举，非亲非故者即使再有才干，也不会被选用。孔子的这种用人思想可说在当时是一大进步。“任人唯贤”的思想，在今天不失其珍贵的价值。

解读

孔子认为，为政者，尤其是君主，在选拔人才时应唯贤是举，远离小人，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标准，让老百姓真心顺服。孔子提出的这种治国思想，也为后世挑选官员确立了新的标准，即任人唯才与德。孔子在此处论政，其中心是用人的问题。

鲁哀公向孔子求教治国的方法，问他作为君主应当如何去做才能让百姓信服自己。其实，鲁哀公的这种疑惑也是历代君主最关心的事情。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，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，真正地理解孔子所给出的答案的含义。

孔子的答案简洁明了：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他告诉鲁哀公，君主在用人之时，应当多任用和提拔那些贤能之人，这样一来，民心自然就能归顺了，国家也会得到安定和团结。作为君主，若是错用了小人，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，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，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，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。孔子的这一思想，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。三国时，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，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诸葛亮的这一观点，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。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，即便是放到现代，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考察历史不难发现，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，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。众所周知的“贞观之治”，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唐太宗即位后，先后任用了房玄龄、杜如晦为相，任命李靖、李、侯君集等人为将，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，才造就了辉煌灿烂大唐盛世。“开元盛世”的出现，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。唐玄宗任用姚崇、宋璟、韩休、张九龄为相，国家走向繁荣昌盛。后来，他任用欲壑难填、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，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，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，几乎葬送了唐王朝。

在孔子看来，为政者若是想尽一切办法，通过各种权术让百姓臣服于自己，是霸道而不是王道。在这种统治下，百姓只是迫于高压或摄于利诱不敢反抗，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长久之计。而王道，则是利用道德规范令百姓自然地顺从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，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固的。当时鲁国的政局混乱，朝政大权旁落，孔子也是借此婉转地指出了哀公的用人不当。

现实中，“举直错诸枉”的为政之道谁都明白，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少。领导者想要真正取信于民，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管理，就必须有切实的行动，真正重用那些正直的人，远离奸佞小人的蛊惑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营造出清明的政治，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乐业。